学术界现象之读书与研究分家

两年前的某一天，我在书店买书，书店打折售书，于是我欣喜若狂，买了一大捆康德福柯阿伦特韦伯等人的书，结账后准备走的时候，碰到了我师兄进来，他看看我那一大捆书，纳闷地问道：“你怎么还在读书啊？”我很是惊讶，支支吾吾地说：“那，不读书，干嘛呢？”师兄正色道：“应该做研究啊”。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将读书和做研究分开的言论。当时我对师兄的话感到很困惑，甚至是不认可的，但经过这两年，如今再反观身边的现象后，我不得不说，当时师兄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他道出了很多人心中事实。

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生，大部分都只有三四年的读博时间，如果超过四年，一般就是延期了，延期后的学生，不仅拿不到学业奖学金、生活资助等，即便是住房费用也要翻一倍，更要命的是，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延期通常是一个不好的词，说出来都觉得不好意思。在这三四年时间里，不仅要上课修学分，还要发表CSSCI论文若干篇，最后要撰写博士论文。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三四年时间应该不算太紧迫，可是两年过去后的感觉是非常痛苦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如果只是读书的话——当然我是指经典著作阅读，就会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出来，特别是发表论文，对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读博的同学来说，这真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我仔细翻看了我们学科的所有中文期刊，基本上刊期都是双月刊，再加上审稿周期、发表周期，这个时间会更长，所以如果同学想三年毕业，那么就应该在第一年就开始写出论文来，第二年至少要投出去，到第三年才能勉强赶上毕业的期限。可是这就让读博的同学根本没有时间来读书思考，一上来就要开始写论文。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硕士期间有个良好的阅读素养基本上是靠运气而不是靠培养，很多人指望着在读博的时候才安心的读书的，像我就是其中一员。可是现实却不给予你这么多时间。这样的体制原因，让大部分头脑明智的同学在一开始上博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受现实，大量的撰写论文并投稿，为的就是不浪费时间。至于这样写作的论文质量如何，一般都很难定论。况且，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以量定级的，比如我所在学校规定毕业前学生要发表三篇CSSCI论文。三篇论文对于很多同学来说，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通常只好把大量的时间从读书中挤压出来，用来阅读单篇的文献，或者做调查，收集数据等。即使是很努力的同学，但凭一己之力，想在三年时间里发表三篇论文仍然是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大部分的学术期刊都对作者的身份作了限制。

发表的要求，让博士生们首先难以安宁，如果是纯学术的文章，一篇文章的发表周期通常都是一两年，我自己还有过从投稿到发表历经四年的体验。这种情况下，去读那些堪称经典但是与写作一篇篇论文关系并不大的著作，可谓是一种奢望。摆在面前的毕业要求，迫使着所有的博士生们都按照规矩来走。对于那些导师愿意提供帮助的学生来说，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导师的作用在某些时候具有决定性。但这都是在一个前提之下的，即学生要写出论文来。若写不出论文，导师也没有办法。

这就使得在中国现在的培养体制和社会运行法则一起作用之下，另一种体例的文章成为了学术界的宠儿，即政策性论文。政策性论文有一些显著的特点，比如，它跟着时事走，直接与社会时政事件关联，因此它带有很强的评论性质，学术期刊中那些十分重视“社会影响力”的杂志会很喜欢，因为这类文章容易被大众传媒摘编、传播，从而给作者和杂志带来很大的社会影响。这就吸引了大量的学术界人士把目光紧紧地盯在目前的社会事件和国家政策上，然后在稍加运用一些相关的理论，从而很容易写成政策性论文，杂志喜欢同时媒体也喜欢，“短、平、快”就成了它们共同的特征。在这种取向的吸引之下，大量的博士生都不可避免地从这方面入手，这样容易发表文章，也容易获得影响力，甚至成为某个方面或者问题的专家。这样做的弊端是，在某项政策或者事件过后，所撰写的文章也就过气，比如三五年之后再看，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观点上都很难再有价值，但它却成为一种文体，长盛不衰，风行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界。

政策性论文对于学术的贡献和对于国家政策发展的贡献，都很难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对于那些追求早日毕业的学生和追求早日晋升的老师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路径，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都因此成名成家。当然不能否认他们在此之后还可能会回归到比较清净的学术领域中，但这个途径本身不得不让人反思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是否健康。之所以认为政策性论文并非好的学术成果表现方式，或者说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成果，是因为政策性论文常常需要兼顾对社会时政热点事件的时效性和偶然性的研究，要在学理上寻找一个理论的依靠的同时还要提出某些政策建议以向大众媒体和国家治理者表明自己的介入现实的希望，这些目的决定了它不可能在较短的篇幅内实现，而且这些目的之间还存在各种张力，研究者要达到这些目的并处理这些张力，最后只好牺牲掉某些追求，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将最有学术精神的理论部分放弃，或者仅以套用某种理论外衣的方式来安慰自己。

过于关注现实问题，在大多数时候都会让研究者失去精力和时间来关注更加学术的问题。因此，就现实来说，政策性论文是符合时宜的，他兼顾了学术和评论，就学术内在理路来说，这种论文体的流行并非好事，它促使大部分研究者放逐理论学术问题。
在这股浪潮的引领下，很少有学生不受裹挟的，通常都是随波逐流。如果学生还把自己关在图书馆或者宿舍只读经典，这似乎是很不合时宜，也很难被理解的，因此，学生通常不得不早早地进入到所谓的研究中去，用写文章发表文章来表明自己融入了主流取得了成果。如果硬性地坚持，则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代价，也甚至可能难以毕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体制的原因、时势的因素和个人的追求都成为了左右学生博士生涯的几股主要力量，它们最后一起迫使学生成为主流学术界运行规律的遵循者。读书和研究的分离，在当下的中国学术体制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通常不是因为个体的原因。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面是成为众人口中的“书呆子”，一面是成为舆论口中的“专家”，现行社会形势下，这并不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

读书与研究的分离，还与时下已经被污名化的一种身份——公共知识分子——有着莫大的关联。公共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令人敬仰的身份，它代表着专家的知识和尊严以及对社会发表言论时的影响力。然而在现代的中国，它已经污名化为“一种打着学术的旗号、披着专家的虎皮大放厥词、钓名沽誉的人”。单从一个方面来说，这种污名化确实有其道理，比如在很多社会事件和政策问题的评论上，具有学院身份和地位的人发表的言论极为随意，且不符合常识和逻辑，这就容易让一般民众反感。再加上大众媒体的渲染和夸张，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人见人笑的头衔了。这个变化，与发表的知识分子自身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通常因为迫切地渴求社会影响力，因此会利用媒体来向公众发言，但同时对于快速变化的社会事件和不断修订的公共政策缺乏深入理解和长远预测的能力，导致所发表的言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证伪。无论是在预测层面，还是在解释层面，专家都没有做好，这也就难以让被大众媒体不断提高期待的民众来认可“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价值了。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还通常表现出阅读素养的低下，以及一般学术规范的问题。阅读素养的低下，让这些专家在发表言论时缺乏深度，同时出现很多硬伤，比如对某种理论的胡乱运用，对某个人物观点的随意阐发，对某些理论流派的任意拼装，在一般民众看来这是一种拉大旗吓唬人，而在同行看来更是令人气愤和不耻。而在一般学术规范问题上，缺乏基本的规范意识，还有道德上的问题比如抄袭等，都使得专家这个身份难保。

可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实际上反应了公众对于专家的不满，它的原因甚至可以追溯到当专家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都被迫的成为政策性论文的创作者，没有时间去从事积累性工作，而各种实际利益和结构性地位提升的诱惑，让他们都无暇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弥补，随着年龄老去和社会结构性地位的固化，这种弥补基本上不再可能。大学校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整个身份和地位循环中的重要环节——因为社会需要影响力的专家而制造专家，大量的制造专家从而又导致专家身份的失落，这不啻于是一种恶性循环。

学院派知识分子分子则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看到了社会声望本身是一个双刃剑的事实，因为不愿意被归类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列中，他们就倾向于保持自己目前的声誉，从而也就更少地向社会公众发言。学院派不断收缩影响力所涉及的范围，因而也显得更加保守。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数量太少了，以至于很难影响整个学术评价和研究体制。而公共知识分子又失掉了其地位和社会声望，大量以政策性论文起家的学者和准学者就沦落到了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一方面不愿甘心坐十年冷板凳，另一方面又难以驾驭社会舆论这种汹涌易变的潮流，最后都只好在这种纠结和徘徊中成为一个平庸的研究人员。他们知道了阅读积累的重要性，因而向学生强调阅读，可是又不能放弃社会影响力的诱惑，因而又时不时的从事政策性研究和评论，所谓两手抓，但最终两手都难成气候。而这对于已经取得地位和身份的学者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于正在通向学者路上的学生来说，实在是令人挣扎和犹豫。

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扎根，影响了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和做学问的基本理念。“中庸”在这里最后都变成了“兼顾”，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兼顾的后果就是什么都难以做好，于是变成“平庸”。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读书和研究这个在一般看来并应该成为一体的现在却要分离的事实。但同时，我们也能够理解，社会需求和学术体制的运行，直接侵入到了学术本身中。同时，社会科学研究者大部分时候面临的早已经不是“学术与政治”的问题，而是学术与政策的问题。在政治问题上，研究者还有讨论的空间，则政策问题上，大部分时候研究者只有附议这一项选择。相比很多学者担心的西方理论过度渗入，研究方法的过度西化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最为危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