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书写纪录

考古学家利用年轮、贝塚、地质沉积物的柱状样本，来研究远古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兴衰，气象学家则利用冰蕊甚至花粉样本，来探索气候的变迁与影响；对于人类知识状况的发展而言，官方所出版的档案史料未必能全面而客观地呈现民众的社会文化乃至思想史，特别是在威权与后极权的国家中那更可能产生扭曲与偏差，于是书写纪录、一本刊物，特别是由知识分子所纪录的社会思想状况，反而更可以借用来尝试理解社会变迁的轨迹。

　　今年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北京奥运“年。然而也正好在30年前，中国开始了她改革开放的阶段。历史充满了巧合与偶然，半年后的1979年4月，以”读书无禁区“为口号的《读书》杂志问世。最初以书评、短文、文史哲学探讨为主的《读书》，至今仍是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份知识份子刊物。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在《读书》里争辩、思考，期待每一期的出版，并且在其篇幅中找寻思想困顿的出口以及生命疑问的暗示。《读书》确实可以作为了解过去30年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与学术变迁的一个切入点、甚至是一个缩影。

　　最近在《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上，章永乐先生发表〈读书无禁区？《读书》杂志与中国知识份子〉[1]一文(以下简称”章文“)，系统地将《读书》过去30年的变化，包括编辑、选材、论辩、定位，以及最近围绕在《读书》主编人事更动的争议事件、6册《读书精选》的出版等做了丰富介绍，值得广泛华文知识界的参考。

　　章文在布局上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介绍《读书》近三十年来的发展，第二个部分则细致地评介去年(2007）所出版的六册《读书精选》[2]。在第一个部分中，章文从《读书》的前主编汪晖与黄平的被解职卸任说起，说明《读书》本身持续地转变历程。在编辑人事上，《读书》至今经历了四代人的更替，从倪子明、陈原的第一代，沈昌文的第二代，汪晖与黄平的第三代，到现今甫上任的潘振平与吴彬的第四代。代际的转变，一方面象征汇聚在《读书》这一个思想书写阵地中知识份子的差异：从报人到学者、从关注文史哲学到融入社会科学视角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读书》本身在定位、选材上的变化，进一步反映该一刊物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整体关系的不断调整。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当时”文化热“的一部分，《读书》将讨论的重点转向西方思潮的引进。而九十年代初期之后，由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深化，《读书》冀求更多的读者，当然也就调整了文章的取向与范畴；汪晖与黄平从1996年担任《读书》的主编开始，就更多地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为着眼点，将现实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讨论，带到《读书》的关注视野之中。自2007年的第九期开始，汪晖与黄平离职，《读书》再次地转型，重新界定自己为

　　”非学术的“、”知识的“与”较为普及“的刊物

　　汪晖与黄平的离开，是近年来《读书》最大的争论事件。根据章文的观察，《读书》更换主编的决定涉及了复杂的因素，包括了市场销量的下降、对于《读书》定位的掌握(学术刊物或是大众读物）、以及中国国内学术发展的张力等等。汪晖与黄平主编下的《读书》，适逢中国知识份子有关改革开放的共识开始撕裂，对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与市场化、去国有化，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很显然地在知识份子与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与意见。这一场从九十年代中期以降，至今被外界化约为中国语境之下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被认为是汪晖与黄平离开《读书》的部分因素。”新左派“强调对于中国市场化、资本主义现代性后果的批判与反省，例如所得分配的不均、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处境、以及环境生态的危害等等；而”自由主义“则认为当代中国的问题并不起于市场化与现代性；今日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市场化没有充分发展、制度尚未充分建立与遵守、现代性发展未足够所导致，因而批评”新左派“人士的焦点错误，误将先进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当成中国最迫切的问题；而”新左派“则反击”自由主义“人士无视西方资本主义与市场化国家的错误经验，漠视了今日中国因现代性发展所衍生的种种问题。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中国问题所得出的不同立场与药方，持续地在知识界引起辩论。汪晖虽然从来不承认、也不同意外界的标签，他主编下的《读书》仍被认为是”新左派“的言论阵地。然而，除却学界论争与相轻的纷扰，六卷的《读书精选》，将10年来的文章细心组织编排，在章文看来却值得重新阅读，藉以爬梳与管窥1996年至2005年的中国知识界的发展。

　　《读书精选》的第一卷卷名为《改革：反思与推进》，收录文章的重点在”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平等与效率“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四个部分。1990年代中后期《读书》对于”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农村）的首先关注，突显了《读书》对于社会议题的敏锐度以及知识份子对于弱势群体权益的扞卫；对于国有企业改制的讨论，则意在揭发”效率优先“的虚伪性；对经济与道德的讨论，为改革开放下的社会呼吁公正；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则批判与揭露了发展主义的缺失。

　　《读书精选》的第二卷为《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将视角聚焦在国际关系与全球化的议题之上。举凡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历经9-11恐怖袭击、美国入侵伊拉克、反恐等重要国际事件，都是《读书》关注的焦点，这更进一步地突显了汪晖、黄平主编之下的《读书》将议题视野放宽、拉远的企图与成果。

　　《读书精选》的第三卷卷名为《逼视的眼神》，涵盖的主题包括戏剧、建筑、电影、纪录片、音乐、美术等范畴。《读书》的作者们细致探究了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地景，并不失批判反省。

　　《读书精选》的第四卷名为《亚洲的病理》，在章文看来，这是汪晖和黄平将《读书》发展为亚洲问题讨论平台的一个企图。在本卷中，亚洲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知识份子，尝试厘清”亚洲“这一个概念的丰富内涵，并且透过对于历史、革命、阶级与外交等议题的讨论，构筑知识份子间对话的可能性。

　　《读书精选》的第五卷卷名为《不仅为了纪念》，是过去10年来在《读书》所发表关于知识份子与文人的文章结集，对蔡元培、陈独秀、梁启超、朱自清、蒋梦麟、沈从文等人的讨论与追忆，不仅反映了《读书》从创刊以来一贯对于知识份子的重视与尊重，更可以从这一些知识份子的行谊记述中，体会传统文人的风骨与坚持。

　　《读书精选》的最后一卷卷名为《读书现场》。在章文看来，本卷为读者示范了在中国剧烈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读书》作为一份文化刊物，如何面对与反思社会争议，诸如全球化、大学教育改革、女性主义、战争与反恐等等。《读书现场》因而不仅希望读者经由对于西方经验的认识而反思中国现实的公共议题，更隐含着发掘更民主、平等与公义社会的强烈企图。

　　《读书精选》的出版，却伴随着汪晖与黄平主编时代的终结：在章文看来，这确实充满着戏剧性与争议性。作为整个中国出版宣传体制下的一个有机组成，《读书》有着它的机会与限制。《读书》月刊的前身《读书生活》，曾经在上个世纪被国民党查禁；而今，《读书》月刊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似乎也同样地受到当权者的”关爱“。尽管如此，在章文看来，《读书》已经为在经济上拥抱自由市场，在政治上仍处于后极权的中国社会，提供深刻的反省，并且不断开拓新的议题与视野。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脉络中，《读书》并不是真的”没有禁区“，但是更重要的，它折射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变化，并且提供了知识份子思考与论辩的平台，尽管并不完整，有时候甚至压力重重。

　　本文作者：叶国豪，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硕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计划协调员。

　　[1]Zhang,Yongle,”NoForbiddenZoneinReading?DushuandtheChineseIntelligentsia“,NewLeftReview49,Jan-Feb,2008,pp.5-26.

　　[2]《读书精选》六卷(北京：三联书店，2007）。

   *本文原载于《思想》第9期《中国哲学：危机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