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策与学术研究

千呼万唤，被寄予了极大希望的《决定》，昨天晚上终于出来了。恐怕对一般人来说，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二胎政策了。也难怪，这个政策要是不出，中国未来恐怕就没劳动力了。很多人以为中国人口基数大，限制生育就怎么怎么好，实际上，我一个搞人口学的朋友告诉我，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到一个极低点了，要是再不开放二胎政策，加上快速老年化社会，以后真的是要没有人干活了。中央这回相当“英明”，在千呼万唤中打了一个组合拳：二胎政策放宽加上退休调整。恐怕最高兴的，是学界了，想想，咱研究了这么些年，呼吁了这么些年，中央终于采纳意见了。

今天早上，我接到了好几个媒体朋友的电话和短信，让我帮忙找这个教授那个专家，接受他们的采访，请他们上媒体，给老百姓解读下中央的土地流转政策。媒体这会儿可想到专家们了，多少专家都等得花都快谢啦！

我倒是想起来我也曾经充过一段时间的准专家，因为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然后写了一些文章，其中还有一些在重量级的内刊上发过，所以，也被请说几句话。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都说不了。赞成的话，不用我讲了，多少专家都已经讲了N多遍了；反对吧，我确实没啥好反对的，我只是觉得应该谨慎。这不需要我讲啊，党和政府办事，从来都是精心策划，认真准备，周密调研，然后切实落实。哪还要我提醒“谨慎”什么的呢？

我就后悔啦，要是我前几年的那些调查报告不贴到网上共享的话，这会儿肯定可以发几个好的C刊。真是没远见啦！这当然是逗乐。话说回来，此时要是去抓紧写几篇与此相关的文章，恐怕就好发高级别期刊的文章了。国内的期刊，跟政策走的非常近，中央出什么政策，做什么决定，期刊文章就开始发各种研究的文章，对策的文章，俨然是号令一出，无不遵从。去年，有个在美国的博士，发邮件问我，最近中国社会学界都有啥热点研究话题？我说，不用问我，你看党报告就够了，热点话题上面都写了。他哑然。

前段时间，“反动”报纸纽约时报上面登了一个小文章，很有意思。文章作者参加了今年夏天在贵阳举办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作者很惊讶，国内社会学界的顶级会议，几十个分论坛，居然没有讨论社会学学科理论和思想史的，绝大多数分论坛都在讨论“城镇化”和“中国梦”两个主题。与会学术大牛们都争得面红耳赤的，自我感觉都甚好。幸好我是没参加这次会。这个年会曾经在武汉办过一会，我主要是去蹭饭的，学校食堂油水少，而会议吃的饭，都是在酒店。就蹭饭这一点来说，我还是挺喜欢会议的。

再扯闲话。2000-2010这十年，恐怕是做三农研究的黄金时期，特别是06年前后，是个跟农村相关的文章，期刊杂志都抢着要。就是那种人文类的期刊，都开辟个栏目，从各个角度跟农村关联起来，发的文章在现在看来，十分可乐。这阵儿三农热算是逐渐冷却了，一大批当年在三农热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专家们，不可避免的失落起来。这不，现在重新又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了，几乎是像一针鸡血打了进来，看来是要再热闹一阵子了。

接着扯闲话。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总存在经验研究、理论研究的争论。这是不是个真问题，还真说不定。不过圈里的学者们都会煞有介事的关心这个问题。你要是写个文章，首先受到的质问就是：你这是经验的还是理论的？我很怕这种问题。要是你说这是经验的，就要回答另一个问题：你这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我入学以来，最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真不知道这两派干仗怎么干这么厉害？！不过在有一点上，他们都是共同的：以不同的方法来为中央决策提供服务和背书。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很多专家，以及很多学生，都把为党和政府服务的政策研究，当做学术中的经验研究，真是咄咄怪事。我见过很多学生都分不清楚，分明是去农村走了几天，回来写个评论，附上几篇参考文献，就说这是经验研究的论文。

也没办法，论文是必须发，并且是越多越好。而且，这种体制下面，课题经费、各种补助、基本的待遇，都要靠政策，政策都是在变的。不跟中央走，想过好日子就有难度了。我记得曾经有个社科基金的招标课题：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研究。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就在微博发问：你既然知道了西方新闻自由是虚伪的，还花一百万研究个啥？又问：你还没有研究，你怎么知道西方新闻自由本质上是虚伪的呢？——“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是可爱呀！不过这大课题，似乎是都花落名校了，差点学校的老师都轮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