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顺者昌 逆者亡

这几天看了两本书，一本是马勇的《清亡启示录》，另一本是赵鼎新的《民主的限制》。两本都有分量，能给人很多新东西的书，也同时很有可读性，作者一方面非常睿智，一方面讲述得诙谐幽默。两本都很值得大家看。

《清亡启示录》在这个时候出版，跟很多如张鸣、雷颐等人关于晚清的研究一样，都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也很有时代意义——目前的中国社会和政治，似乎已经走到了需要大力变革的界线这里了，体制高层再不有所动作，说不定就可能重蹈晚清的覆辙。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关于晚清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关于现实的议论，颇有先哲说过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味道。

晚清，我们了解已经很多，但是大多是官方历史叙述版本，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从“革命”的角度来叙述，也就是把一切社会变革都放在“革命”的框架中来解释，从而形成的是“革命历史学”。但实际上，革命一开始并不是当时的主流，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至少在晚清，存在着两种政治理念和势力的竞争，一个是立宪派的君宪主义，要学习日本搞君主立宪制；一个是共和主义，要搞西方那种民主共和制度。搞共和，必然需要推翻皇上，必然需要大改造社会，那就是革命，没有革命没法完成。所以，以孙文为代表的这些革命派对当时大行其道的立宪派的主张很不喜欢，他们认为清廷所做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掩人耳目，都是在不断拖延时间。这一点，革命派的认识是否准确呢？从马勇告诉我们的来讲，并非事实如此。我们可以看看立宪派做的努力。

清廷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制度的落后带来的危机，特别是日俄战争的刺激。所以，后来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来了都认为要搞君主立宪制，这样既可以保住大清江山，也可以保证国家实现转型。老实说，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是意识到了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所以后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然后确定了九年立宪的日程，中间又改为5年，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发生了武昌首义。武昌起义，看似突然实际上不突然，在马勇的观点中，他只不过是军人对朝廷立宪的一种体制内的抗争，也就是兵谏，而并非所谓的革命。它也不是主要由革命党人策动的。后来汤化龙、黎元洪的加入，使得首义更显得充满了变数，但是性质上还是体制内的。为什么呢？首义是由保路运动激发的，而保路运动则是皇族内阁成立后的第一个发布的文件导致的，这皇族内阁又正是按照立宪日程成立的，此时虽然清廷已经宣布了满汉平等，但忽然组成的内阁仍然是皇族比汉人要多，可见，引发的争议是多大，恰好他们又发布了一个激发民怨的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如此，一系列的操作不当终于引发了首义诞生。

首义诞生后，清廷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当时的六镇新军仍然在朝廷手里。而偏偏就是这些新军将领，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他们发表声明，也敦促朝廷实行君宪，并还给了一些建议。这时清廷荒乱了。清廷发现新军主力也不可靠了，此时就基本上为时已晚了。最终只有袁世凯出来统领，开始了南北对峙和谈判。

马勇认为这是技术性的失误造成的，当然并不是这么简单。主要是当时皇帝太小，摄政王也年轻，才20多岁，换做是慈禧和光绪这样的实力派当政的话，马勇认为，立宪就完全是可能实现的了。

显然，这些都是历史假设。事实是，首义发生后，南北开始出现对峙，袁世凯等人重新崛起，而孙中山回国，民国成立，都是妥协的结果。清廷终于在南北军头的协商下宣布退位，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

可以说，清廷骤亡，新军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而新军编练的初始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大清。历史真是充满了讽刺。

马勇的书，有许多颠覆性的观点。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他重新讲述了清廷和立宪党人的努力，他们在相当长是时间内占据了主流，是有希望将中国变为君主立宪国家的，从而避免战乱。但事实上，他们最终没有把握好机会，错过了最好的形势。另一个是，民国的法统，也就是合法性来源，其实并不是革命，而是来源于清廷。也就是袁氏当国，其合法性并非是革命的成功，因为武昌首义的开始就是体制内的抗争，滦州兵谏也是，袁氏只是在南方革命派的帮助下，以继承的方式实现了政权从满人到汉人的转移。民国的法统在后来被认为是革命的成功，只是国民党为了塑造其合法性而宣传的。所以可以理解，孙文辞去大总统，其实并非高风亮节，只是在形势中，他们不具有法统性，而只是一个立宪党人安排的过渡角色罢了。孙文辞去大总统也是明智之举。实力不够，而且首义初始目的也不是革命嘛！孙文当大总统已经是机缘巧合了。现在看来，袁氏窃国，要重新理解了。马勇真是颠覆了很多东西！马勇这本书，还是很值得看。当然，很多观点，需要商榷。

再就是赵鼎新的《民主的限制》这个集子，也很有意思。赵关于民主的观点，没什么新东西。就是那篇关于王绍光的《民主四讲》的书评，有点点意思，值得一阅。赵鼎新最好的东西，我认为，还是在社会运动方面，这也是他的擅长之处。他认为社会运动，是正常社会的表现，社会运动不是动荡，是一种正常的观点表达方式。能引起大动荡的是革命，而居于其中的是骚乱。比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就是一个社会运动，运动完了，生活照旧，国家也不害怕。但伦敦骚乱就不一样了，政府要严厉打压，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组织的能量释放，在非正常渠道内的表达。而中国现代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害怕骚乱甚至革命的发生，所以不计成本的维稳，结果是越维越不稳，反而产生了很多发维稳财的问题。中国缺乏正常的社会表达渠道，也没有培育成良好的表达方式和理念。在这样的环境中，抗争政治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多的政治表达方式。

赵鼎新认为，中国抗争政治发展迅速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文化上缺乏领导型的价值观，我理解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瓦解，又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建立起来，所以处于混乱而无共识的状态。这就是乱的一个重大根源。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媒体的参与。在国外媒体是一个与政府合作很好的领域，原因并不是被政府收买了，而是他们和政府享有共同的价值观体系，那就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宗教观念，所以在发生对抗政府的问题时，他们会选择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支持政府。但在中国不同，特别是在媒体领域的改革之后，政治新闻以外的东西允许一定自由报道后，媒体有了不少的空间，主要就是灰色空间，比如是否报道矿难这样的问题上，媒体和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中央政府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媒体的做法，最后媒体赢得了很大的信息披露权。新媒体的诞生，更是极大的帮助了媒体从业者来参与到社会运动事件中去。典型的就是宜黄事件，媒体的参与终于将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共事件。媒体的力量可谓十分强大。同时因为新闻管制，言论自由度等问题，媒体想冲破这个束缚，但总是遭遇阻碍。某种程度上说，参与公共事件也是媒体的一种自我扩张的策略，他们要利用这样的话题来不断拓展言论的边界。从而我们看到，不少媒体总是喜欢和政府表达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形成一种很大的差异，这和西方很不同，重要原因就是媒体和政府不享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就是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共识。所以，并非中国媒体生性独特，而是环境使然。

赵鼎新在社会运动和媒体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方面的分析，有不少见地。和马勇一样，他们的很多观点都来自于有不用的思考视角。

无论是晚清，还是现代中国，都是一个社会极度不稳定的状态，而这个不稳定又都和民众对政治领域的改革拥有很大的期待有关。未来的中国，必然处于一个充满更多变数的时代。晚清的大势实际上是搞君主立宪制，但清廷的贵族精英们因为个人私利的而丧失了机会，最终没有把握机会，形势的发展也就是到了革命这一边了。如今中国，形势的发展在哪一边，目前没人敢下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少现在，政治高层仍然有掌握形势的能力和机会。所以能否抓住形势促成实质性改革的实现，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形势比人强，顺势者昌，逆势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