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神

读泰戈尔《人生的亲证》

孔子塑像依然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面带微笑，朝向远方，似乎是要透过那重重高楼的阻隔。烟雨蒙蒙，站在楼上远眺，这只是一种心理满足，在我心想象着远方。高楼林立，肉眼实在看不远。来往的汽车，追逐着闪烁的灯光呼啸而过。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感到无名的哀伤。没有太阳，没有歌唱，唯有一种想象，想象我置身于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置身于来来往往的人中，却感到来了孤独。究竟我在哪里？

这是个狭隘的空间，因为我可以知道他的边界；这又是一个广阔的空间，它在我心无限延展。置身茫茫宇宙，我是多么渺小！乌云苍山，高楼霓虹……他们各自建构着这个世界的筋骨与血肉，唯有精神虚无。

天地莽苍，已知的世界我们已经无力遍及，那未知的又在哪里？我们能否达到？几千年来，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古希腊文明，都不停追问未知的可能。始终没有人找到终极答案，或许正如一些人所言，追寻本身构成了意义所在。是的，追寻没有答案却能够让人获得意义。

宗教、哲学都不免追寻人性和生命的意义。尤其是印度哲学和宗教对神的追问。泰戈尔在《人生的亲证》中阐释了印度奥义书所指示的最高神与无限的意义。宇宙无限，人心无限，有限的人生则是通过人心与宇宙的交流而达到统一并求得无限的意义。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寓居者，它就是我们心中的“他”，无限的最高神，“在我们自己的灵魂中最高神（supreme one）的影像是直接的和在瞬间直观的，完全没有建立在任何推理或论证上。”最高神不是通过理性的逻辑和论证得到的，他直观的存在也是只可以在证悟的瞬间感知。对于这个隐藏在自我内心深处的最高神的追寻就构成了印度哲学的精髓之一。这个“他”藏在我们心灵中却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感知到，不完整的生命驱逐着我们去追问心灵的本因，而正如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一方面是对社会重建社会秩序的期盼，另一方面则是敲打着世人的心灵，驱使世人去追求内心的和谐与完美，这与印度哲学有着相同的地方——它暗示调整自己的内在心灵可以因对世间的复杂，内外交流才能完善不完整的生命。

也正是这种对于神的追问和感知，人在世间才能够或者对自身神性的感知，人即是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也是普遍意义上的神。

而古老中国的文明贯穿的主线则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叩问。诸子百家不免都要对道德加以拷问，尤以儒家为甚。规制着人与人的道德被拿来细细追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在对人之前，应当首先考量一下它的普遍性。这种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范，正是首先从人自身的内心体验出发进而上升到对待别人也就是社会化的应用。“孝”“悌”等都是从人性的层面出发来规范和整合社会秩序。古中国的道德逻辑很大的特点便是从个体的体验抽象上升，经社会的整体体验检验后反过来要求社会个人。按照弗洛伊德的层次，我们更多的是在自我和向超我过渡的层面的活动和求索。

然而，人自脱离纯粹动物的意义以来，始终没有真正的摆脱存在与人自身的被社会秩序压制的自我本能，也即人自身的兽性。当我们建构起越来越强大和完备的社会秩序时，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然而一系列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规范的完备而消失，相反出现了更多的我们未曾料到的问题，我们带来解决以往面临的困惑和问题的同时也买下了新的问题出现的基础。反观我们的历史发展历程和我们的心灵在社会秩序构建历史中的经历，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我们对人“本我”极力压制和改造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弗洛伊德认为对本我的压抑是文明开端和发展的开始。而我们的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与原初的理想向悖的发展态势。我们一颗一颗的埋下了毁灭我们自己包括文明的种子。后现代的学者们对此十分敏感，他们考察现代性，考察理性，发现理性时代造就科学和秩序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神”的意象。对于科学的信仰逐渐的取代了很多信仰，然而又有很多人却并没有因为“信仰”科学而得救或者得到心灵的完美体验。我们开始重新解剖我们自己，重新看看那个被我们所谓文明和理性所压制的本我和“兽性”的部分是否真的只是我们前进路上的一个羁绊。当疯癫的人展示着种种奇妙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仅仅可以认为这是偶然或者反常来推脱对它的反思吗？或许它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人是如此的复杂。我站在这个时间与空间的交界点而成为我。或许前一刻我的本我超越了人性的控制力而成为一个在“正常社会秩序”中疯癫的人，也或许下一刻我将获得对内心神的感知，突破有人构建的牢笼而行走于心灵旷野，我自身成为普遍的神。而仅仅是在这一刻我是我，这一刻的累积和有序联系构成了我的历史。

对这一点之前或者之后的追寻并非沿着“我”的足迹进行的，也可能是并行的三条线或者几条曾经交合于我这一刻而又通向其他方向的路。人和神，并非决然分开于不同的世界，或许曾经或许将来都将在某一刻交汇然后各自奔向远方。

《人生的亲证》(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宫静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