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是一本好书,至少在叙述上,它是一个相当精彩的文本。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在著名学府受过的训练,显然在他的写作中得到了良好的表达。相比其他诸多描写中国的书籍,《江城》这种风格的写作,和它处处流露的颇为动人的东西,更显一种难得的美感。这种美源自真实的体验、忠实的叙事,优美的表达,和时常冒出来的精辟评论。
彼得·海斯勒把自己在中国小城涪陵的两年经历写下来,就成了这本书。当我的朋友推荐它给我的时候,说这是一本相当不错的关于中国的小说。我因此而产生非常大的兴趣。当我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失望,这显然不是一本小说嘛!它记述了彼得·海斯勒到涪陵后,适应当地的生活,然后展开教学工作,自学中文的经历。在涪陵这个古旧的小城里,作为一个外来人、闯入者,彼得·海斯勒的遭遇有着独特性,他不属于这里的生活世界,更重要的是,他来自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国度。彼得·海斯勒在多个层面上是一个分裂的形象: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个带着自由主义思想的老师,虽然他有时候也不喜欢他自己的国家;在开明的老师眼中,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带来新知识和新思维;在保守的老师眼中,他政治观点不受欢迎,而且时时有意无意在课堂教学中传递危险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在干部眼中,他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外宾,受到礼遇的同时备受监控,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彼得·海斯勒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彼得·海斯勒任何一个不恰当的行为都可以让他们的仕途蒙上阴影。在这些分裂的形象中,彼得·海斯勒不断的寻找平衡,同时让自己融入涪陵人的生活,或者更准确的说,寻找一种不改变任何人的生活同时又给自己开辟一条理解涪陵人生活和观念的路径。
严格地说,彼得·海斯勒的这种生活和写作是一个实验的两个部分,彼得·海斯勒不打算改变什么,只是想理解涪陵小城人们的生活样貌和他们的观念世界,彼得·海斯勒带着好奇心而来,闯入这个陌生的世界,感受肮脏、喧闹、浮华、贫穷、无知、神秘;涪陵在彼得·海斯勒的两年中,像一个永远不能揣摩透的神秘对象,彼得·海斯勒总是努力的去理解和分析,但在许多时候是归于失败的。当他们在街头拍摄人们的生活场景的时候被打,被恐惧而愤怒的人群围住,差点酿成大祸。他也曾大肆地发泄自己对当地人的不满,叫别人“龟儿子”,叫别人滚蛋,但事后又相当懊悔。这些小插曲中,彼得·海斯勒看似客观地观察,时刻有被卷入冲突的可能,大多时候他选择逃逸现场,但他还是爆发了一两次。彼得·海斯勒背离了观察者的角色,然而有趣的是,他这种背离,最后导致了许多一般状态下不能了解到的真实,比如烧烤摊摊主们对他的庇护,无论出于何种情感和理由,这表明了当地人的生活本身是分裂的,他们共享一个社区的价值同时,也都有自己的个性、思维和感情世界,这些构成了涪陵人迷人形象的重要部分,只是在源于对政治和官方事情的一贯敬畏和冷漠的态度,涪陵人总是在隐藏自己的观点,当然那个特立独行的摄影师是例外,他代表着涪陵人政治上的异类。
彼得·海斯勒通过不断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并与学生交流,他最终从陌生的角度记录了他眼中的中国小城以及这里人的生活,当地人的生活充满喜悦和悲伤,死亡的阴影则时刻徘徊在人们头顶上,特别是这里有着较高的自杀率。但对于这些,彼得·海斯勒面前的涪陵人却都表现着一种毅然和从容,连他那些年轻的学生也不例外;涪陵人重视家庭价值,同时也渴望自由和成功,向外外面的世界,包括那个被中国人狠狠批判过的帝国主义美国;涪陵人那种天天谈论钱的生活,不能被轻易地理解为一种拜金主义,它还暗示物质的贫穷背后潜藏一种奋斗精神。
相比基辛格、费正清等有着渊博的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的人来说,彼得·海斯勒关于中国小城的写作更是一种关于底层生活的实践文本。基辛格了解的是中国的上层文化,从上推论中国人民的生活,他最近的一本《论中国》则更像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程。而中国通费正清,实际上也很少在中国某个基层生活这么长的时间而也不跟官方有太多接触,费总是喜欢宏大的叙述方式,这一方面显得他十分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这让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称赞其博识、深邃;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忽略了对细节的真实呈现,细节都湮没在宏大历史的结构中,冷静而细心的读者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空空如也的苍白虚无,比如典型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
彼得·海斯勒的叙述,则是在田间地头、旧城石阶、码头航船等上面完成的。在记述他的几次徒步旅行中,我们都能似乎是在跟随他穿越涪陵的山山水水,进入农家,与他们谈论生活的艰辛和外面世界的神秘。同样,我们也似乎亲身感受到自己像是一个老师在面对这些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们,他们渴望知识,坚定执着,但同时早早被植入了意识形态的种种观念,他们以自己尚不能理解的方式来阐述和维护自己、学校和政府的行为;当他们不能解释其中的矛盾时,只能埋起头来,让老师无所适从尴尬不已。在政治面前,彼得·海斯勒总是小心翼翼的避开不必要的麻烦,但是麻烦总是不断的找上门来。彼得·海斯勒这种自讨苦吃地来到中国从事志愿者活动,无异于一种自我惩罚——让自己置身于陌生、混乱甚至有危险的世界,零距离的观察、体验这个世界的神秘和美妙细节。在这种异域中,彼得·海斯勒更像是一个人类学家,从事一种域外民族志的工作。当然,与正统的民族志文本相比较,彼得·海斯勒表述的文本显然更加个人化,到处充满自己的主观思考和好恶情绪。然而,这并不妨碍读者通过彼得·海斯勒的文本来一次异域旅行以认识一个中国小城和它鲜为外人道的生活世界。那些彼得·海斯勒穿插在叙事中的评论,虽然并没有基辛格老朋友式的恭维与赞叹、费正清大学者式的系统和高远,却也显得真诚和犀利,至少这些零碎的评论透出一种生活的质感,他来源于经验感受而不是理论阐发。对于各个大学从事“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的学者来说,《江城》既是一个研究中国的作品,也可以作为一个被研究的对象。它表明,讲述中国的方式有多种,其中能更好地起到沟通中国与世界,帮助理解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和观念的,恐怕还是彼得·海斯勒的方式——这无需套用什么理论(theory),没有精巧编制的参考文献(reference),没有既成方法(method)的限制,所谓的逻辑(logic)关系也都被抛之脑后,所有的只是实践和体验(practice and experience)。因此,彼得·海斯勒的《江城》确切地说,应该被称为实践文本。这个实践文本在经过咀嚼后,带你进入一个想象和真实交织的世界,如梦似幻而又真切可触。当合上书的时候,我又不得不说,它还真是一部不错的小说,只是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而不是那个虚构的“我”。
当读者随着彼得·海斯勒纠结在中文和英文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带来的身份困境之中的时候,他们是不能明白这种不可理解的微妙的感悟的;至少在能够熟练使用中文后,彼得·海斯勒和学生用中文交换对某些政治问题的看法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这种无处不在的不可理解性是多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被世界所认知。如果像李雪顺所猜测的那样,当接触过彼得·海斯勒的读者看到彼得·海斯勒书中对自己的描写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作者:“你啷个把我写成那个样子了哦?”,我们还能感受到这种不可理解性还存在于当地人与文本之间——人们总是不满意自己在文字中的形象,总感觉那不是自己。毕竟,作为生活在世界中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而文字的叙述总是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展开的,穷尽的描写几乎是不可能的。依理,读者看到的《江城》也不一定就是全部涪陵人的涪陵,但它一定是一个中国人和世界人了解涪陵的最好途径之一。
江城,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本文刊载于《名作欣赏》2013年9月号